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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在研究室的惊艳表现，让容老很开心。
老先生一开心，突然来了兴趣，说要赠送他一方印章。
这礼物把苏亦开心坏了。
关键的是容老还问他，想要什么类型。
苏亦也没有扭捏，直接说要姓名章。
于是，容老就亲自给他篆刻了一枚姓名章。
四个字“苏亦专用”，相当直白。
苏亦却喜欢得不行。
之前，在南湖宾馆看着启功先生拿出自己的有机玻璃印章给他们书法作品钤印的时候，他就很想拥有自己的印章。
奈何，他没有。
自己给自己篆刻，终究是差了一点意思。
如果有师长赠送，多美好。
长者赐，不敢辞啊！
拿着手中的印章，苏亦乐坏了。
研究室的老师也一脸羡慕，因为，这份殊荣，可不是谁都有。
苏亦在感慨，顶着少年天才的人设，好处确实不少。
南怀瑾先生就曾经说过，“因为我法缘好，你们想求想学的东西，拼命去找、求人，我都是这些前辈送给我，一定要找我，‘哎呀，这个你要保留下去。’、‘哎呀，这个你也要保留下去。’所以，弄的我一生好负担。”
苏亦没有这么好的法缘。
但也不差。
他没有传承的负担。
却很讨前辈的喜爱。
都愿意给他送东西。
自然心生欢喜。
这样一来，苏亦跑研究室的次数就更勤了。
曾宪同说，容庚、商承祚二老培养学生，有放鸭式和填鸭式两种方法：放鸭就是抄字书，读专着就是填鸭。
而且第一年要抄三本字典：《说文解字》《甲骨文编》《金文编》。
第一本《说文》，苏亦从小就读，但这玩意，每一次看都是一个加深印象的过程。
《甲骨文编》作者，不是容老，也不是商老，而是孙海波。
《甲骨文编》摹写逼真，注释博采众家之长，每字注明出处，罗列异体，凡此种种优点使这一领域中的研习者乐于使用。
是一本，很好的入门级书籍。
能编写这样书籍，自然也是一位大家。
“此书之用，不仅备形体之异同，且可为各书之通检，由字形而探求字义，得藉此以为梯阶。”
以上是容老的评价，他对这本书很推崇。
苏亦在放鸭，也在抄书。
这年头资料少，检索也不方便。
不像前世，想要啥，在网上找就行，让人习惯拿来主义，但现在不行，必须靠记忆，要让这些古文字在自己的脑海生根发芽，就需要重复地抄写。
这三本书，就是三本古文字字典。
拿字典来抄写，跟抄单词差不多，大部分靠的就是死记硬背，想要练习上下文，那是在熟记以后。
反正，都是笨方法。
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基础肯定非常扎实。
前世，作为半路出家的苏亦，太清楚这种基础训练的重要性了。
想要在学术上的造诣超越前人，就需要下苦功夫。
他不仅抄书，也在看书，甚至，还在摹写青铜拓片。
之前，在古文字研讨会上，中大的几位老师也展示他们的相关研究，甚至，他们从长春返程，路过bJ，还曾经去故宫参观，故宫方面还赠送了他们一套中山三器（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拓本。
虽然都叫“中山”，但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中山大学，是没啥关系的。
跟故宫也没啥关系。
中山三器，馆藏所在地是河北。
但，恰好中大的孙老师作相关铭文研究，故宫方面又恰好拥有拓本，再加上都叫“中山”，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孙老师根据拓本作摹本的时候，就引起苏亦的兴趣，他想试一试。
这事，本身就拥有趣味性。
不仅是学习，还是一种新的尝试。
想要用笔把拓片的字体临摹下来，而且还需要做到不出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摹本并不好弄，研究室的老师尝试好几种办法效果都不太满意，主要是纸张跟毛笔都不太行。
普通的宣纸吸水性强，容易产生墨韵，写书法，千变万化，但复刻青铜铭文却不精准。普通的毛笔也不行，软趴趴的，写不出来镌刻在青铜上的铭文效果。
只能更换工具。
研究室对此不在行。
苏亦却不陌生。
普通的毛笔偏软，但绘画笔却很硬。
他前世在美院，临摹金文，就一直用绘画笔。
于是，他建议研究室的老师更换绘画笔。
“小苏，绘画笔能行吗？”
苏亦说，“在我们美院，很多老师都是用绘画笔临摹壁画符号，效果很不错，而且，之前长春跟启功先生聊书法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邓散木也用绘画笔写小楷，各位老师可以换一下画笔，然后配上硫酸纸临摹，效果应该会很不错的。”
于是，第二天，孙老师从家里拿来一些支老旧的画笔，还特意购买了一些硫酸纸。
对方还特意分一些给苏亦。
不过，苏亦谢绝了。
这年头，任何耗材都不便宜。
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字数也不少，手不抖好行，一旦手抖，是相当废纸的。
而且，他也不需要弄这么精细。
研究室的老师想要临摹金文，那是研究需要，要跟论文放在一起发表，必须精准。
他纯粹就是体验。
拿着铅笔，当作绘画，就可以把这些金文，分毫不错的画下来。
当他弄完，研究室的老师都笑着说，他这是作弊。
苏亦笑道，“殊途同归，殊途同归。”
说着，拿出自己的“苏亦专用”印章，沾上印尼，啪的一下，就直接盖上。
几位老师见状，也都乐了。
“可以啊，小苏，大作完成了，要不要给我们研究室留下你的墨宝啊？”
苏亦哪里好意思，“曾老师，你别逗我了，就是儿戏之作，当不得真。”
“非也，非也，不说其他的，就冲中山王鼎上那么长的铭文，还有容老给你篆刻的印章，再加上你这个北大状元郎的名头，再过几十年，这幅作品就很有收藏价值。”
“啥？北大状元郎？”
“对啊，你研究生考试，可是专业上最高分的，要是参加高考，妥妥的状元郎啊。”
“这也行？”
苏亦哭笑不得。
谁也不喜欢被人夸啊。
于是，苏亦就把临摹好的铭文作品留了下来。
曾老师还郑重其事道，“改天有时间把它裱起来，悬挂在教研室。”
苏亦，“……”
容商二老这样的书法大家坐镇的教研室，悬挂自己的作品。
需要这样逗自己吗？
总的来说，在中大古文字研究室，跟随着诸位师长学习的日子，还是很舒心的，没啥任务，也没有学术压力，不需要考试，不需要上课，也没谁规定就要去什么文章。
喜欢干啥就干啥。
平时，抄抄书，练练字，读读书，小日子过得不要太轻松。
累了，还可以跑去找吴宗麟逛一逛中大校园。
流连在绿树红墙之中，荡漾在书香墨海之间，清风拂面，书声朗朗，这种舒心的日子，一度让苏亦有着错觉自己就是中大的研究生。
心想着，要是当初报考中大的话，也是不错的。
遗憾的是，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省博那边，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正式开始编写了。
他的中大之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
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时候，正值夏季，天气炎热，祖庙博物馆库房都把人闷坏了，杨先生也因此患上背疮，大部分编写工作都是由苏亦来负责，为了赶进度，他当时都中暑晕厥过去。
这事，可把工作站的众人吓得不轻，就连地方文物局的领导都惊动了。
这一次，编写石峡遗址的报告，他们人员配置得到了不小的改善。
此前的河宕遗址主要是以杨先生为主，这一次，还有朱先生。
两个领队，分工合作。
听起来阵容很豪华，实际上，整个编写小组的人员，也没增加多少。
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除外苏亦外，还有杨先生、曹师兄，还有佛山馆的陈志杰，甚至参与发掘的队员也没少帮忙。
这一次，佛山馆的陈志杰肯定不需要参与，因为石峡遗址在曲江，跟佛山没啥关系。而替换了另外一个参与石峡遗址发掘的队员——沈明。
从这点来说，沈明同志，也算是省博文物工作队重点培养的青年学术骨干了。
其实，在前世，石峡遗址的编写小组也是四个，除了杨朱两位先生以及曹子钧外，还有一个叫李子文的研究人员，对方也是北大考古系的学生。
但是，对方85年才调入省博，现在都还没上大学。
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被沈明夺了气运。
不管李子文还是沈明，其实都不是重点。
相比较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小组，在人数上，也就多了一个人。
但，相比较河宕遗址，石峡遗址就庞大太多了。
首先在发掘面积上，河宕遗址一万左右，石峡遗址却有三万多平，是目前岭南地区最大的考古遗址，未来还入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影响力极大。
甚至发掘还分了好几次。
参加发掘的人数，更是河宕遗址的数倍。
就连考古训练班都要办了三次。
没法子，这年头，不办训练班，不把地方考古文物系统的人抽调过来，根本就找不到那么多专业人才。
去年七月份，考古简报发表以后，苏秉琦先生也写了一篇《石峡文化初论》，苏先生认为，“石峡文化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甚至，文章还上升到国际高度，“甚至还是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这篇文章对石峡遗址在学界上的影响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
然而，这文章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严重束缚编写小组的报告编写思路。
最为急迫解决的问题，就是分期问题。
是不是按照苏秉琦先生分期继续编写大纲，也是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
这方面，杨先生跟朱先生没少给苏秉琦先生写信沟通。
对此，苏先生也给出了开放式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来。
潜台词就是，如果有跟他的认知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有自己的见解。
苏先生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非要学生都要按照的分期来。
就算如此，也让两位先生老师极为苦恼。
首先是发掘简报的分期以及苏秉琦先生上的分期，以及真实情况上的分期是存在出入的。
并不是认知上错误，而是双方涉及到的地方并没有完全等同。
石峡墓葬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石峡遗址，石峡遗址有好多东西。
这两的分期，是不是要一致？或者单独来论述，甚至，不属于石峡文化的文化层，又如何描述，都是需要谨慎处理的地方。
这个问题上，只能靠杨、朱两位先生来处理，不然，曹子钧作为美工，沈明作为新人，肯定没有办法处理。
两位先生疑惑，苏亦却不会，他前世可是看过完整版的石峡发掘报告，知道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两位先生问询苏亦的建议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咱们可以重新分期，把模糊的部分再次明确起来。”
杨先生眼睛一亮，“说说你的看法。”
苏亦说，“目前来说，去年发表的发掘简报把石峡遗址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还确定了大致的年代，上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中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下文化层以泥质磨光陶、夹砂陶与大量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简报中只是明确说明石峡遗址的第一至三期墓葬为‘石峡文化’，对下文化层的文化属性没有明确的表述。我觉得这个分法多少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朱先生问。
苏亦说，“就是过于简单，发掘简报是针对石峡墓葬分期，扩大到整个石峡遗址，不仅仅有墓葬，墓葬以外的文化层如何论述？肯定不能用墓葬的分期来囊括其中，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把石峡遗址分为四期，以文化层为根据，把石峡墓葬囊括在其中，统一论述。”
他说完，朱先生笑道，“好小子，一下子就把我跟苏先生两人的学术成果都给否定了。”
苏亦连忙摇头，“可没有，我只是继承跟发扬。”
发掘简报主要是由朱先生撰写，而苏秉琦先生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论述的，都是主张分三期，结果，他现在一来就分四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推翻。
还好不是颠覆，不然就离谱了。
“还有呢？”
“差不多是这样了。”
苏亦说完，两位先生就不依他了。
“你既然觉得要分为四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吧？都说一说，不要藏着掖着。”
于是，苏亦就真的说了。
“其实，简报中，把开口于下文化层的墓葬，根据叠压、打破关系以及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被分为三期，其他墓葬为第四期。我的思路也是从这里来的，而且，苏先生的文章对下文化层的年代也做了更详细的论述，认为下文化层不仅有距今5000～4000年的遗存，还包括距今6000～5000年的一部分遗存。我是把这些元素都结合在一起，然后重新划分的。”
对于这段话，两位先生也没有反驳。
研究分析，在前辈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补充跟纠正，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苏亦的说法，也不是胡说八道，于是，两人示意他继续。
“其实，根据我的研究，咱们可以把石峡文化或第3层早期分为第一期。”
“根据是什么？”朱先生问。
苏亦说，“主要还是根据陶器分类，这一时期的陶器的火候低，易破碎，纹饰有细绳纹、刻划纹、指甲纹、小圆圈纹等，器类主要有釜、圜底罐、圈足盘等。”
“第二期呢？”
两位先生也没有发表评论，而是让他接着说。
“第二期，就是遗址的下文化层，即石峡文化。结合简报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下文化层及第一至三期墓葬为石峡文化遗存。”
“第三期呢？”
“第三期，也就是遗址的中文化层，对应的，就是简报中所称的第四期墓葬。如果细分的话，第四期墓葬还分前、后两段。”
“根据是什么？”
“还是陶器的分类，这个时期的陶器的特点为大敞口、高领、折肩、凹底或圜底，石器中最有特点的是石戈、石环。”
朱先生点头，笑道，“那么你的第四期，应该就是遗址的上文化层了吧？”
苏亦笑道，“是的！这一时期的有饰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的印纹硬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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