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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上海市公安局上班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地址是福州路185号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黄杨木坐在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干的是他的老本行，主要负责敌特情报收集与侦破工作。与此同时，苏响奉命由香港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去了台湾，抵达基隆组建六号电台。不久，工委委员蔡人培被捕获，把整条共产党地下交通线全部招出，国民党保密局密捕苏响。而此时苏响已经听到风声飞往浙江舟山。那时候舟山还没有解放，缉拿在逃女匪苏响的密令却已经先期到达舟山。在舟山沈家门镇一家充满鱼腥味的医院里，苏响潜藏了整整七天，遭到了国民党保密局人员的搜捕。当陶大春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苏响正以病人的身份躺在病床上。陶大春说，对不起。
苏响笑了，说见到你很高兴。苏响从病床上起来被保密局特工带走了，在刑讯室，陶大春和苏响久久对视。
陶大春说，需要吃的吗？苏响说，不需要。陶大春说，那你需要钱？需要机票？
苏响说，不需要。陶大春说，需要自由？
苏响说，不需要。恐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日本鬼子被打跑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街头碰到。你说胜利了，可是我没有说，因为那时候没有胜利。但是现在，快了。
陶大春无言以对。他明明是胜利者，他把苏响缉拿归案，但是他却没有一丝胜利者的喜悦。他爱着苏响，不然他的胸口不会刺上“苏响”两个字。可现在他差不多是杀死了苏响的人。
苏响在第二天就被执行了死刑命令。陶大春没有参加行刑，他根本就不敢参加。但是他带走了苏响的遗物，一张藏在怀表里的照片，一枚金戒指，和一支钢笔。这三样遗物和三个男人有关。
陶大春在这年的冬天奉命潜回上海进行破坏活动，完全由地上工作转为地下工作。望着黄浦江奔流的江水时，陶大春知道上海和中国都不再属于他的党国。他的青春和满腔热情都已经不在了。他租了一个亭子间，化名姜明泉深居简出。有一天黄杨木带着公安人员踢开了他的房门，那时候他的耳朵里还挂着耳机，他的手指头还按在敲击键上。黄杨木蹲下身说，久违了。
陶大春摘下耳机，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他理了理衣领，扣紧第一粒扣子。其实他想吞掉衣领上的氰化钾，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勇气。他想起了陈曼丽丽吞掉衣领上的氰化钾的情景，这时候他明白，他永远都不是陈曼丽丽的对手，也永远不是苏响和梅娘的对手。因为她们敢死。
这时候黄杨木的耳朵里却灌满了滴滴答答的发报声。看到电台，他想起了苏响。
苏响的遗物就放在黄杨木的办公桌上。一张苏响和卢加南的合影；一枚金戒指，那是用程大栋的金牙打出来的；一支派克金笔，是陈淮安送给她的定情信物。黄杨木对着三件遗物慢慢地脱下了帽子。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在六大埭梅娘的屋子墙上发现的，黄杨木把这幅字装裱了，挂在墙上。
这两个字是：捕风。黄杨木对着那堵墙说，姨娘，黑鸭子来和你接头了，她是来给你当发报员的。你仍然是译电员，我是你们的交通员。黄杨木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他到现在才知道，黑鸭子就是苏响的代号。这时候一场雪正在阳光下融化，黄杨木转眼透过窗子刚好看到一蓬雪从瓦楞上掉落，纷纷扬扬像一场雪雾。
这是后话。
致无尽的忧伤
——《捕风者》创作谈
2012年5月7号晚，此刻南方阵雨，我书房的墙壁上，栖着一只童年的蜻蜓。我不知道它是少男还是少女。我只知道所有的青春都像云烟，黑夜从四面八方向我奔袭，我眼前浮起的却是一幅幅画面：在车水马龙的旧上海，一个个年轻人穿越霓虹灯的光线，他们从容地集会、游行、散发传单、进行爱情，以及在一声枪响中倒下。
我坚信有一种职业，叫做捕风。捕捉着风的声音和风的信息。在杭州飞住北京的客机上，我虚构了这个叫做《捕风者》的小说。那时候我心情激动但外表平静，眼里看到的除了舱外浮云，还是浮云。我写下这个小说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女人苏响就以蜻蜓的姿势飞临我的书房。她从懵懂到明朗，从青涩到成熟，最后成为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这些于我而言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定有棉旗袍和丝绸，有首饰，有胭脂，有手表，有婀娜的舞姿，以及大把的青春。她生活在早已离我们远去的旧上海，像一场默片中出场的人物。她的人生必定短暂，也必定精彩。我十分愿意她是我的亲人。
极司菲尔路76号曾经在我的作品《旗袍》中出现，沙逊大厦、苏州河、六大埭和八大埭，以及提篮桥。我要如何将旧上海用我的笔复原，我要如何描摹《捕风者》中的三个女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路线却有着相同的信仰，她们一个又一个坚定地倒下，像一张随风飘落的梧桐叶片，如此静美。
这是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我多么愿意生活在那个年代。即便矫情我也要号啕大哭，为如花的女人曾经的青春、爱情、理想，和无尽的忧伤。